當實驗教育百花齊放,是誰被遺忘在角落?

超越菁英選拔的教育公平:看見台灣社區型實驗教育的公共性轉向

當實驗教育百花齊放,是誰被遺忘在角落?

在剛結束的 2025 年實驗教育國際研討會中,我們發表了這幾年來深埋在心底的研究,題為〈超越菁英選拔的教育公平:台灣社區型實驗教育的公共性轉向〉。

這份研究,源自於我們兩位作者共同的生命軌跡與反思。

我們都出身自實驗教育,長大後,又不約而同地選擇投身於台灣教育議題的實踐與研究工作。從當年的「受教者」轉身成為現在的「行動者」,這幾年來,我們見證了台灣實驗教育的蓬勃發展,看著各種創新理念百花齊放,心中既振奮,卻也伴隨著沉重的擔憂。

我們看見了「選擇權」的不對等。

在現行的發展下,擁有經濟與文化資本的家庭,似乎才擁有選擇教育的權利;而那些處境不利的孩子,往往因為資源匱乏,沒有選擇權,甚至無法被現有的教育網承接。

然而,每一個孩子的生命都無比珍貴,都不該被遺落。

正因為我們深信教育不該是階級複製的工具,所以我們迫切地想問:我們是否能強化實驗教育的「公共性」,為那些資源匱乏的孩子,撐出一個新的可能?

帶著這樣的視角,我們想邀請大家一起重新思考:真正的教育公平,究竟是什麼?我們認為,這需要將目光從個人的「翻身」,轉向群體的「共生」,而這正是我們想探討的,教育的公共性轉向

補救教學救了誰?看見分數背後,處境不利孩子的「物質與意義」雙重匱乏

在教育現場,我們或許都遇過這樣的孩子:他是班上最需要幫助的對象,學習進度嚴重落後,但在補救教學的課堂上,他卻眼神渙散,彷彿對眼前的一切都提不起勁。

主流的教育觀點告訴我們,要「減C增A」、要積極補救。這背後的邏輯建立在「功績主義」之上:我們相信,只要提升弱勢者的成績與學歷,就能幫助他們獲得更多資源,進而改善處境。

這聽起來很合理,也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做法。但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誠實地反思:這套策略,會不會其實是一個陷阱?

第一個陷阱:被窄化的「公平」

首先,這套邏輯窄化了我們對「公平」的想像。

體制學校所謂的公平,往往僅止於「提供平等的入學機會」。校門打開了,大家都能進來,看似公平。然而,系統卻無法完整處理每個孩子截然不同的起跑線。

當孩子入學後跟不上,我們習慣用補救教學來「彌補」。但這種彌補往往只聚焦在學科分數的提升,卻忽略了孩子學習低落的背後,那些更龐大、更難以撼動的真實成因。

第二個陷阱:看不見的「結構性受苦」

補救教學補的是學科知識,但處境不利(Disadvantaged)孩子的困境,往往源自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雙重匱乏。沒有這些家庭與社會資本的支撐,單靠學校硬塞的知識,成效注定有限。

試著站在這些孩子的角度,看看他們的一天:

  • 在學校: 考卷上的紅字反覆告訴他,你是「不及格」的,你是需要「待加強」的失敗者。
  • 回到家: 面對真實生活的困頓與匱乏,他在學校學到的國英數顯得蒼白無力,完全無法解決眼前的生存問題。

於是,我們看見了那個「斷裂」的時刻。

為什麼看起來最需要幫助的孩子,卻對學習最缺乏興趣?因為學習內容與他的日常生活徹底斷裂了。他所面臨的,不只是資源上的貧窮,更是「經濟」與「意義感」的雙重匱乏。當教育無法回應他生命的真實困境,當知識無法為他的生活帶來力量,再多的補救教學,恐怕都難以真正接住這些受苦的靈魂。

這或許才是我們在談論教育公平時,最該深思的課題。

教育不該只是為了「贏在未來」:從 Biesta 到牧野篤,重新定義教育的公共性

既然我們意識到「功績主義」可能是一個讓處境不利的孩子陷入更深困境的陷阱,那麼,我們該如何突破?我們又能倚靠什麼樣的觀點來重新想像教育?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兩位對當代教育提出深刻批判的學者:荷蘭的 Gert Biesta 教授,以及日本的 牧野篤 教授。

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教育不該只是生產工具人的工廠,而是讓人成為「人」、讓群體成為「共同體」的過程。

1. Gert Biesta:從「資格化」到「主體化」

首先,Biesta 教授對當前的教育體制提出了一個犀利的觀察:我們的學校太受「學習化(Learnification)」的主導。

什麼意思呢?這指的是我們過度強調學生技能的習得與社會適應。在這種邏輯下,教育變成了一種「資格考」,目的是為了獲得參與社會的門票。Biesta 稱之為「資格化」。

但教育只能是這樣嗎?Biesta 認為,為了回應這種公共教育的侷限,我們必須讓教育內容呈現出「主體化」的向度。

真正的學習,不該只是獨自關在房間裡磨練技能,而是學習者透過「積極參與世界、參與他人」的過程,長出自己對世界的獨特觀點。這種「主體性」的建立,正是教育最珍貴的核心——它讓我們不僅僅是適應社會的零件,而是成為一個有獨特靈魂的人。

2. 牧野篤:不只是「為未來做準備」,更要在當下「彼此相依」

鏡頭轉到東亞,日本的牧野篤教授則看到了另一個現象。他觀察到二戰後的東亞社會,教育太過於強調「為未來做準備」。

這種為了未來的準備,往往演變成個人主義式的競爭力軍備競賽。然而,牧野教授提醒我們:如果教育公共性只是為了培養每個人的競爭力,那最終我們只會得到一個充滿「孤立個體」的社會。

他主張,學校與社區的關係應該轉化為一種「微型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重點不是競爭,而是「共生」。

  • 對於那些被體制排除者而言,這裡是一個可以安心存在的場所。
  • 對於所有參與者而言,我們在「被需要」「照顧他人」的關係網中,深刻體會到彼此依賴,並從中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

鑲嵌於社區的教育風景

將這兩位學者的觀點交織在一起,我們看見了一種新的教育圖像。

所謂的「教育公共性」,不該只是為了培養能力優秀的孤立個體,而是要帶動整個社區與地方的成長,並讓每個孩子在關係中找到對自己的認同。

這正是我們極力想探討的「社區型實驗教育」——一種不只是為了未來,更是為了當下的連結;不只是為了個人競爭,更是鑲嵌於在地、與社區共好的教育實踐。

在體制與菁英教育之外:尋找教育公平的「第三條路」

承接前述對功績主義的反思,以及 Biesta 與牧野篤教授的觀點,我們試圖在當前的教育迷霧中,探索一條能真正接住「處境不利孩子」的「第三條路」——社區型實驗教育。

為什麼我們需要第三條路?因為前兩條路都有其未竟之處:

  • 第一條路(體制學校): 強調個體競爭,提供形式上的公平,卻容易忽略、難以關照每個孩子起跑點的結構性落差。
  • 第二條路(一般實驗教育): 雖重視主體性與人格養成,但許多團體、機構高昂的辦學成本往往成了門檻,難以普及至社經資源相對稀缺的家庭。

因此,我們將目光投向「社區型實驗教育」,並試圖透過本研究回應以下三個核心問題:

1. 在地內容如何回應結構性不平等? 這些教育場域如何透過經營「在地性」的課程與內容,來填補體制教育忽視的缺口,回應孩子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2. 關係網絡如何重塑教育公共性? 當學校、學習者、家庭、在地產業與社區形成緊密的關係網絡時,我們能否從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中,重新定義什麼是教育的公共性?

3. 對台灣教育政策的啟示為何? 透過分析這些案例,我們能反思現行的教育公平政策,並從中找到哪些具體的借鏡與改革方向?

看見台灣鄉村的生命力:三種「教育與社區共生」的實踐路徑

為了具體描繪「社區型實驗教育」的輪廓,本研究選定了三個深耕鄉村的指標案例。這三個場域分別代表了教育如何透過商業互動、生活支持、產業循環三種截然不同的路徑,來回應偏鄉的結構性困境:

1. 花蓮五味屋:用「做生意」練習社會互動

位於花蓮豐田村的五味屋,選擇了一條獨特的路徑——讓孩子經營「公益二手商店」。 這不只是買賣,而是一個社會實踐的道場。透過店內的「換工制度」,孩子們從整理物資、上架到面對陌生客人的應對進退,都在練習如何與世界連結。

對這些孩子而言,這裡提供了學校無法給予的真實社會經驗:他們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資源的受助者,而是能提供服務、能獨當一面的經營者。這種「把人帶進來」的互動模式,讓孩子在真實的關係中找回自信。

2. 台東孩子的書屋:從「自造」中重建生活主導權

台東孩子的書屋則示範了教育如何成為生命的避風港。 起初,這裡提供穩定的晚餐與課後陪伴,填補家庭功能的缺口。但更進一步,書屋發展出了震撼人心的「自造教育」,帶著高年級孩子與家長,一磚一瓦親手蓋出自己的教室與住所。

這個過程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當一群被體制邊緣化的孩子,能夠親手蓋出遮風避雨的房子,他們同時也重建了對生活的掌控感。這是一種徹底的賦權(Empowerment),證明了他們擁有改變自身處境的能力。

3. 台南璞育塾:以「產業循環」解決農村困境

位於台南後壁的璞育塾,則展現了教育如何與在地產業形成「共好循環」。 面對農村人口老化與產業凋零,璞育塾不只做課後輔導,更帶著青年與孩子直接解決社區問題,例如收購滯銷農產品進行加工設計,或為獨居長者送餐。

最關鍵的是,這些產業活動創造的盈餘,會回流支持教育端的陪伴系統。這讓教育不再只是消耗預算的單位,而是能創造產值、回饋社區的動力核心,讓孩子看見自己與家鄉共榮的可能性。

從三個案例看見「在地學習生態系統」的誕生

綜合上述三個案例,我們發現它們不僅是教育現場的實踐,更具體回應了 Biesta 與牧野篤兩位學者的理論視角:

  1. 回應 Biesta 的「主體化」: 孩子們在二手商店、蓋房子或農產加工等「真實情境」中學習。因為是真實的參與,而非模擬的練習,他們在過程中長出了屬於自己的主體性
  2. 回應牧野篤的「共同體」: 教育與社區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這個共同體補足了原生家庭或社區功能的缺口,發揮了社會安全網的重要功能。

我們認為,這三個案例共同指向了一個新概念——「在地學習生態系統」

在這個生態系中,社區被視為滋養學習者成長的沃土,而非一個需要透過競爭來逃離的地方。教育與在地產業互為養分、正向循環,肯認了每個孩子的生命經驗。

但這樣的生態系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它又如何在微觀的互動、中觀的知識轉化與巨觀的系統重構中,具體實踐教育公平?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會層層拆解,帶你深入這個生態系統的內部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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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教魔法,但會發生魔法:韓國首所公立民主學校 Sinnaneun 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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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引言】 推動教育創新時,我們經常面臨體制內外的拉扯。本篇講稿來自韓國第一所公立民主學校 Sinnaneun 校長河泰旭於 2024 年 IDEC 上的分享。他生動地講述了如何將民主教育的理念,在一向相對保守、以升學導向為主的韓國公立教育體系中扎根。更重要的是,他點出了一個核心反思:教育的「未來」與「創新」,難道只能與高科技畫上等號嗎?這篇實踐紀錄,對於探索民主教育落地的教育工作者與研究者而言,深具啟發。 【講者簡介】 河泰旭是一位長期投入民主教育領域的研究者與教育家。從青少年時期起,他就夢想著改變韓國競爭激烈的教育文化。為此,他遠赴英國實地了解夏山學校(Summerhill School),並在倫敦攻讀研究所。學成歸國後,他開設了韓國第一個專門研究民主教育的碩士學程。2020 年,他負責韓國第一所由國家資助的公立民主學校「Sinnaneun(意指:令人興奮的)」的理論設計,並於 2022 年 3 月正式被選任為該校首任校長。 哈囉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能和大家聚在這裡。 我第一次參加 I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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