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變得有用」成為暴政：重思蟄居與受苦的習語

在當代的社會支援體系中，我們常聽到這樣的鼓勵：「你還有潛力」、「只要跨出一步，你也能回歸社會」。這些話聽起來充滿善意與希望，但對於正處於黑暗深淵中的當事者而言，這是否反而構成了另一種壓迫？

最近在閱讀日本社會學者關水徹平關於「蟄居（Hikikomori）」的研究，並結合關於「受苦的習語（Idioms of Distress）」的討論後，讓我開始重新反思：當我們談「支持」時，究竟是在追求把人推回標準軌道，還是在尋找一種能讓其本然狀態得以存放的空間？

沉默的吶喊：作為「受苦習語」的蟄居者

首先，我們必須改變看待「蟄居」的視角。它不應該單純被視為一種病理症狀，或簡化為懶惰的社會問題。

根據醫療人類學家 Mark Nichter 的概念，「受苦的習語（Idioms of Distress）」指的是當人們身處無法用語言直接表達反抗或痛苦的文化情境中時，身體會發展出一套特定的「語彙」來進行溝通。

就像南印度的女性因無法直接反抗父權結構，而透過「身體不適」或「端出冷掉的飯菜」來表達無聲的抗議；在日本社會中，「蟄居」同樣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身體性的受苦習語。

許多當事者描述那種「動彈不得（動けなさ）」的感覺——身體像鉛一樣重，無法起床，無法走出房門。這不是他們「不想」動，而是身體在替他們大喊：「我已經無法再適應這個社會的單一價值觀了。」

這種「動彈不得」，或許正是當事者在社會高壓下保護自我的生存方式。

標籤的悖論：為了被聽見，我們必須先承認自己是「問題」

然而，當這種私密的受苦經驗被納入公共討論時，它的意義往往會發生質變。

回顧歷史，「Hikikomori（ひきこもり）」最初僅是用來描述「退縮、不出門」的狀態。然而，隨著精神科醫師齋藤環於 1998 年出版《繭居青春：從拒學到社會退縮的探討與治療》（社会的ひきこもり―終わらない思春期），這個詞彙逐漸被名詞化與醫療化，轉而指稱「長期中斷社會接觸的特定族群」，並迅速被行政機關與大眾媒體採納，成為一個固定的社會標籤。

在臨床心理的脈絡中，對於這段看似停滯的時期，曾提出另一條較具包容性的理解路徑。臨床心理學家河合隼雄曾提出「蛹期（さなぎ）」的概念，用「蛹」來比喻此種暫時封閉的狀態，強調那是一段內在重組與準備轉變的時間，而不只是病理性的逃避。順著這樣的視角，也有人使用「まゆごもり（結繭而居）」的說法，以「繭」的意象來強調：那一段退縮的日子，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結繭」的過程——就像毛毛蟲化蝶前的必經階段，在堅硬的繭殼之中，個體表面上停下腳步，實際上卻在相對安全的隔絕裡，經歷深刻的變化與調整。

這樣的停居，更接近一段需要被守護與等待的生命歷程，而非單純的失敗或退步。對家長和社會而言，或許更重要的是「等待」，而不是急著催促他們立刻破繭而出。遺憾的是，在主流社會語彙中取得霸權地位的，往往不是「正在轉化中的生命」，而是「等待被處理的問題」。於是，原本可能需要被守護、被陪伴、被翻譯的沉潛時期，常被過早命名為失敗、脫軌或風險，並被推入矯正與治理的語言之中。

當「Hikikomori（ひきこもり）」（中文常翻作「繭居」或「蟄居」）這個詞在社會語彙中取得霸權地位後，當事者若渴望被聽見、為了被理解，不得不穿上這個標籤，自稱「我是蟄居者」。為了讓私密的痛苦進入公共視野，被迫借用了一個帶有病理與污名色彩的詞彙作為「通行證」。 我們得先承認自己是「有問題的」，社會才願意傾聽我們的聲音，而原本細膩的個人受苦經驗，就此被「社會問題化」的巨大框架給吞沒了；我們獲得了發言的位置，卻在標籤的掩蓋下，讓真實的痛楚再次陷入失語。

在「位置性」與「問題經驗」之間

為了更透徹地理解這種壓迫是如何形成的，關水徹平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分析框架，將當事者的狀態區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主體：

這張圖表的核心在於區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當事者主體」：

• 「位置的主體化」（Positional Identification）：社會能辨識的「角色」這是當事者為了與社會溝通，所採納的一種身分認同（如「我是蟄居族」）。 為了爭取權益或尋求共鳴，當事者必須將自己複雜的生命經驗，整理成一套合乎邏輯的敘事。他們學會了像個「當事者代表」一樣說話，談論困境、成因與需求。這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是有條理、可被歸類的。
• 「問題經驗的主體」（Subject of Problematic Experience）： 難以名狀的「身體」指的是那個還在受苦、混沌不明的原始狀態。 這是赤裸的肉身經驗，其核心感受是「動彈不得（Immobilities）」。在這裡，沒有清晰的邏輯，只有沈重、疲憊、無法起床的身體現實。它是前語言（Pre-linguistic）的，是模糊且難以被翻譯成社會聽得懂的語言的。

而關鍵的壓迫，往往發生在這兩者之間的斷裂（Gap）。關水徹平在研究中觀察到一種常見的現象：

許多當事者在參與自助團體或公開演講後，雖然獲得了肯定，內心卻產生了強烈的「違和感」。 他們發現，嘴巴上說出的那些關於「蟄居族」的清晰定義與復原目標，雖然讓社會聽懂了，卻「滑過」了自己真實的生命經驗。語言跑得太快，變成了正向的口號；但那具沈重的身體，卻依然停留在原地，動彈不得。

這就是比較不容易被看見的困境：社會支援體系往往鼓勵當事者不斷強化「位置的主體」，強調去發聲、去連結，卻忽略了這可能會加劇當事者的身心分離。

我們是否太急著看見一個能清晰表達困境的「理想當事者」，卻遺漏了那個因為過於痛苦，而只能保持沈默、甚至連「我是誰」都說不清楚的真實肉身？

「能力的暴政」：勵志敘事下的二度傷害

這種急於將當事者推向「位置性」的做法，往往伴隨著一套宏大的「勵志敘事」。但若仔細審視，我們會發現這背後隱藏著一種殘酷的邏輯——它將「希望」變成了一種勒索。

若當事者活動只聚焦於「變得有用（可能性）」的勵志敘事，這其實是對「受苦習語」的一種暴力改寫。 這種敘事擅長將「蟄居」這種表達痛苦的身體語言，強行轉譯為「為了跳得更高，所以暫時蹲下」的準備動作。這聽起來充滿善意，但其潛台詞卻是：「你現在的痛苦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它能成為未來的養分。」

這就形成了一種對當下的剝奪。它抹殺了當下真實的、無意義的、純粹的痛楚，強迫當事者必須將自己的受苦「資產化」。

更進一步來說，若社會支援僅聚焦於「有用性」，我們將陷入一種「能力的暴政」。 這種敘事暗示了：只有當你能被社會「回收利用」時，你的痛苦才是有價值的。 社會願意接納一個「努力復健的繭居族」，卻無法容忍一個「毫無產出的繭居族」。

這對那些深陷泥沼、連「想要變好」的力氣都沒有的人來說，構成了二度傷害。他們不僅要承受原本的痛苦，還得背負「無法克服痛苦」的羞恥感。

最終，這種要求當事者「克服」的期待，反而將那些堅持使用動彈不得的身體來表達抗議的人，從社會的「合格受難者」名單中無情地剔除。

從「修復」走向「翻譯」與「容身」

因此，我們所尋求的並非要求當事者「改變」或「回歸」，而是要對抗這種單一的價值觀，肯認「無能為力（Inability）」與「被動性（Passivity）」也是一種人類合法的生存狀態。

正如當事者研究的重要據點「浦河伯特利之家」所提倡的：我們擁有「不被治癒的權利」，這意味著我們不需要為了符合社會的期待而急著修復自己成「好用的零件」。如果不斷強迫自己變好、變強，往往只會把人推入更深的自我否定。有時候，承認自己就是如此脆弱、甚至一度「動彈不得」，並不是邁向康復的第一步，而是另一種活著的方式——在那裡，生命的主權不再由生產力來界定。

從受苦的習語（Idioms of Distress）視角來看，我們需要的轉向是：

1. 從「修復」轉向「翻譯」：提供支持或許不在於把人「修好」以重返生產線，而在於成為一位細心的翻譯者。當事者的身體正透過「疼痛」與「停滯」發送訊號，與其急著讓這些症狀閉嘴（以藥物、強迫外出或不停的勸說來壓制），不如先暫停，試著去解碼：這具動彈不得的身體，可能在替那個說不出口的靈魂，傳遞什麼樣的抗議、疲憊，或單純的「不行了」。
2. 從「功能」轉向「容身（Ibasho）」： 我們需要創造的，不是一個充滿「復健功能」的訓練場，而是一個像莊子筆下「無何有之鄉」那樣的所在，使「無用與本然」也能安心暫住。在那裡，人不必先證明自己的用處，才有留下的資格；能夠在場、尚且活著，本身就足以構成一個「可以在這裡」的理由。

這篇文章的最後，不是要說「保持現在的樣子就好」，而是想邀請你嘗試一種小小的抵抗。

下一次，當你面對那個陷入深淵、動彈不得的自己（或是你身邊重要的人）時，試著先暫停那種「一定要讓他好起來」的焦慮。不要急著拉他起來，先陪他一起坐下；不要急著給出建議，先試著聽懂他沈默背後那種說不清的重量。

也許我們做不到讓痛苦消失，但可以暫時停止向它索取意義與產值，允許它就這樣存在一會兒。當「變得有能力」不再是唯一合法的出路時，那些曾被定義為「無用」「失能」的生命狀態，才有可能被看見為某種仍在進行中的故事，而不是等待修復的殘缺。

或許只有當我們不再急著將痛苦轉變為生產力，而願意承認那個「本然」的脆弱狀態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時，關於能力的暴政才會出現裂縫，而每一個受苦的靈魂，也才有機會找到一處相對安放之地。

參考資料

• 関水徹平 (2018). ひきこもり経験者による当事者活動の課題と可能性 ――当事者概念の再検討を通じて [由蟄居經驗者進行的當事者活動之課題與可能性——透過當事者概念的再檢討]. 福祉社会学研究, 15, 69-91.
• 関水徹平 (2025). 苦しみのイディオムとしてのひきこもり一身体経験と社会的過程を架橋する分析 [作為受苦的習語的蟄居——連結身體經驗與社會過程的分析視角]. 社會學評論, 76(3), 526-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