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近因為在做教育公平的研究，閱讀相關文獻時發現一本很有趣的書《學習的力量： 組織教育與正義（約翰杜威講座系列）》（Learning Power: Organizing for Education and Justice (John Dewey Lecture Series)），覺得書中一小段的內容十分有趣，也非常呼應鯨落教育聯盟、自主學習公共化推動連線與實驗教育國是會議期前討論存在的目的，因此想和大家分享～

重新振興公共討論的價值

杜威（John Dewey）主張，為了使公共討論重新充滿活力，社會應該仿效科學的精神與方法。他認為科學所強調的價值觀——如懷疑精神、批判性思考以及對權力來源的質疑態度——應該被應用在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當中。杜威希望透過這些科學價值，鼓勵公眾更謹慎地看待知識的來源與社會中權力的分配問題。

他建議公眾在評估社會政策時，採取科學的方法，例如建立公民群體，一起客觀地分析政策及其可行性。這種做法可以培養公民對社會問題的理解，並逐步建立起更有效的問題解決能力，這種能力只能透過實際參與不斷完善。

杜威同時指出，公開直接的對話與討論也是一種教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可以共同參與、彼此諮詢，促使個人與群體的學習與成長。這種觀點與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相似，認為透過公開對話，可以讓人們認識到自己對社會的共同責任，並釐清各種不同的利益與觀點。

此外，杜威對「科學」的推崇，源自他相信科學能有效削弱社會中僵化的教條與特權階層。他堅信，只要採取科學的態度，人們就能更好地發現社會中不公平或錯誤的現象。

對於杜威來說，公共討論必須以一般民眾為主體。他將一般人的經驗視為公共探究的核心，而非單純倚賴專家。專家的角色必須有限且謙虛，避免變成凌駕於一般人之上的「知識菁英」。如果過於崇尚專家的意見，會造成「智識貴族」的產生，這不僅使一般人遠離公共討論，也將阻斷解決社會問題所需的對話與交流。

杜威強調，專家應當像技術熟練的鞋匠一樣，尊重並理解一般民眾真正的需求，並明白只有與人們一起工作，才能解決社會真正面臨的問題。

透過教育性的行動主義，重新振興公共力量

杜威（John Dewey）雖然沒有具體說明哪些政治、教育或知識上的方法能有效促使公眾覺醒，但他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提出了一套積極參與式的教育行動模式，旨在打造一個更平等的新社會秩序。當時美國媒體《紐約世界電訊報》甚至形容，杜威已經從單純的理論家轉為一名投入社會行動的倡導者。他積極推動成立各種群眾組織，透過公共教育和社會行動，幫助人們重拾對政治的希望，並促進「不分種族、膚色與信仰」的人類平等。

在大蕭條時期，杜威提出了「教育策略」的概念，主張應該提供精神上與心智上受到嚴重壓迫的美國勞工新的力量。他強調，必須用教育的方式，向勞工傳達如何建立更平等的社會願景，幫助他們看見未來的希望。他並不認為這種教育意味著與社會現實脫節，相反地，他主張應該透過積極參與的方式，將知識和理論轉化為情感、興趣和行動力。

杜威強調，知識不能只是冷冰冰的理論，而必須透過教師與第一線勞動者直接接觸，親身感受並理解他們的處境與需求。他認為，教師透過閱讀書籍或報紙所獲得的知識，往往是冷漠且疏離的，但如果能與真正投入生產工作的工人們直接接觸，教師便能培養出真正的同理心與深入的理解。

此外，杜威認為，想要推動社會改變的自由派人士必須要團結行動，而不只是理念上的共識。他提到，自由派人士傾向於深入思考社會議題，因此彼此之間的觀點經常出現差異，很難形成統一的立場。為了克服這個困境，他呼籲自由派人士不能僅停留在原則的共識，而是必須透過實際行動來團結一致。他相信，唯有在共同的努力中，才有可能真正凝聚共同的立場和信念。

杜威進一步指出，這種共同參與、共同行動的過程能夠讓人們培養出彼此間的連結感與互相支持的決心。這樣的連結與決心是推動社會公平運動的重要基礎，能夠幫助參與者抵擋來自保守勢力的攻擊。他特別引用一句眾所周知的話來表達這種觀點：

「分裂，我們將倒下；團結，我們才會站穩。」

最後，杜威強調，透過積極行動和組織，人民能逐漸養成民主社會所必需的精神與能力，讓真正民主的社會秩序得以實現。

杜威的教育性政治思想對當代學校改革的啟發

杜威對知識及其傳播的理解超越傳統框架。他主張，知識不只是專家的專利，而應透過更民主的方式來傳播與實踐。在經濟大蕭條期間，杜威特別強調透過積極的教育式政治行動，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的新社會。他認為，公共參與必須融合教育與行動，讓一般民眾共同學習、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推動社會改革。

杜威呼籲研究者和教育改革者共同創造一個「公共的工作空間」。這個公共空間不只是為了推動行動而存在，更要透過實際參與而形塑出來。在這個公共領域中，人們進行開放的資訊交流、對話與辯論，從而實現真正的民主參與。這種公共討論應著重在解決不平等社會政策所造成的問題。

基於杜威的理念，提出以下四個當代學校改革的原則：

一、讓受不平等影響最深的人積極參與（Engage Those Most Affected by Inequality）

以追求學校公平性為目的的參與式社會探究，必須優先讓受到教育及社會政策不平等影響最嚴重的人積極參與其中。這種參與必須包含與專家間長期且有意義的合作關係。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明確突顯一般民眾的主體地位，專家的角色則應當有限且輔助性質。專家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公眾「發現並呈現事實」，而非壟斷或主導整個探究過程。就像杜威所提出的比喻，專家應如同技藝精湛的鞋匠，謙虛地理解並接受穿鞋的人才真正知道哪裡會痛、哪裡有問題。因此，專家必須和一般民眾進行對話，共同討論問題本身以及解決的方法，並且在這樣的交流中，專家也應當學習並獲益。

二、確保知識的可近性與共同建構（Ensure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Its Construction）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專家的知識必須轉化成一般民眾容易理解與掌握的形式，使民眾可以從自身經驗當中認識那些原本被專家以菁英化或難以理解的語言所壟斷的知識。用杜威的話來說，這個過程必須將那些「從公共知識庫中被挪用且被特定階級或團體壟斷的知識，重新歸還給一般大眾」。

其次，探究的過程必須採取「實驗性」的方法與態度。參與者應該公開表達自己的經驗與觀點，收集新資訊，並提出及檢驗假設，將社會政策和方案視作「持續接受觀察，隨時可以靈活調整的工作假設」。他們要不斷檢視並修正自己的信念，對其他觀點保持開放，同時培養系統性的分析能力。這種實驗性的方法與態度能教育公眾，使他們掌握探究的基本方法與工具。杜威相信，這樣的過程才能提供公眾「觀察、報告和組織」的工具，而這些工具只能在實際操作中持續演化與完善。

最後，知識建構的過程必須同時來自日常生活經驗，並且將新建構的知識反饋到日常經驗中進行檢驗。這要求所有形式的知識——從傳統學術研究到參與者自身多元的生活經驗與觀點——都被視為正當且合法的知識來源。對社會問題的探究必須融合書本知識、真誠且深入的對話，以及實際生活中的困難與期望。這也必須讓積極參與的公民有機會展現他們在政府與人民生活交會點上所具備的「警覺、關心與行動力」。

三、培養批判性的態度（Adopt a Critical Stance）

民主的參與者必須仔細檢視知識建構背後的政治力量與權力結構。由於經濟上的菁英階層通常控制大眾傳播與公共關係，他們會選擇性地向公眾傳遞某些特定的「事實」與想法，以合理化他人的苦難與文化貶抑，甚至將這些問題歸咎於受害者本身，聲稱他們的遭遇是出於自身的不謹慎、缺乏勤奮或故意無知。這種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甚至可能以無法預料且特殊的方式，影響到明顯處於不利地位的族群。因此，所有參與者都需要有機會了解，他們所要解決的教育問題具有當代與歷史性的脈絡。他們必須思考：「事情為何會變成現在這樣？」以及「現行制度下，誰的利益被滿足了？誰的利益被忽視了？」這些問題，從而深入理解造成不公平現象的根源。用杜威的話來說，參與者必須「找到我們社會經濟問題的根源所在」。

四、發展具有轉化性的共同目標（Develop a Transformative Goal）

參與行動能夠促進集體認同感，使人們發現彼此擁有共同的利益，並願意為之共同行動。探究與對話的過程，讓群體能夠共同建構屬於自己的故事，理解自己是誰、正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要這麼做。這些共同建構的「故事」能夠推動群體思考並規劃如何實踐更充滿希望的未來願景。

這種故事可以視為一種「顛覆性的知識」，因為當人們聽到這些故事後，就無法再簡單接受過去那些未經質疑的觀念。「顛覆性知識」不僅挑戰人們現有的認知，更能打破自滿與被動的狀態，激發人們投入道德性的實踐行動。此外，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也會逐步形成共同的「改變理論」與明確的目標願景（即所謂的「可望達成的終點」）。透過持續的社會探究，他們能夠創造出「一個新世界的願景，並清楚理解如何具體地達成這樣的目標」。

以上這四點共同構成杜威參與式社會探究思想的精髓，能夠啟發當代學校改革朝向更加公平、民主的方向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