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上學，是叛逆，還是求救？——從法國現場看見教育行動的可能
從「重返校園」到「重建信任」：法國的中輟行動如何改變教育思維？
中輟不是孩子的選擇，而是關係的斷裂：從「課間空間」修復教育的連結
Xavier PAYSSERAND是法國北部里爾地區聖雅克中學（St Jacques）的校長，他們專門接收中輟邊緣學生，這些學生不是就近入學，就是被系統轉介進入，因為他們已經累積了太多學習困難與中輟徵兆。其中不乏曾遭多次退學的學生，也有不少家長自己就是過去的中輟者。
這樣的代際循環，不只是個體創傷的延續，更映照出家庭與制度之間長年失衡、信任破裂的現實。
「所以我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重新建立信任，讓家長知道：學校不是來審判你，而是邀請你一起走下去。」Xavier說。
從「課間空間」開始，重構學校與家長之間的連結
面對彼此陌生甚至敵意的家校關係，學校選擇從最不起眼的地方出發——課間空間（la cour de récréation）。
這不是學科教學的一部分，卻是所有孩子每天都會經過的生活場域，也是最容易讓家長參與設計的起點。學校邀請教師、家長與學生家長協會，一起改造這個空間，重點不是為了裝飾，而是為了讓孩子「在學校裡有個可以安心呼吸的地方」。
「讓每個圍繞著孩子的大人，在這個場域中，第一次有機會坐下來並肩思考。」
行動很快產生效果：原本疏離的家長開始主動參與設計、對談與反思，這也讓學校看見：並不是家長不願意投入，而是「他們從來沒有被真正邀請過」。
當家長重新成為「教育的參與者」
這所學校還創設了名為「教育回饋面談」（remise d’éducation en main propre）的機制，建立起學生、老師與家長三方的信任關係。
這場面談不是責備誰沒盡責，而是讓每一位參與者都能明確說出自己的期待與目標。家長不再只是簽聯絡簿、聽老師訓話的角色，而是能夠在孩子面前說出：「我希望你下學期完成這些。」
這個過程讓孩子重新理解：我不是一個人在努力，有人願意站在我這邊，陪我走下去。
中輟的預防，不只是補課和管教，而是關係的再造
校長 Xavier 認為，很多時候學校太快聚焦在「學科成績」和「行為紀錄」，卻忽略了中輟往往源自早期的關係失衡與家庭疏離。透過這些空間與機制的重新設計，學校從懲罰者轉為協作者，家長從局外人回到行動的核心。
「我們不是要取代家長，而是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角色依然重要，甚至不可取代。」
他補充：「那些今天的中輟生，未來也會成為家長，而他們將再次面對孩子的教育問題。如果這段被排斥與創傷的經驗沒有被修復，問題就會代代相傳。」
教育督學觀察：信任不是自然存在，而是需要被建立的文化
國家教育督學 Mestafa Benzidane 也指出，學校與家庭之間的信任建立並非理所當然。在某些社會脈絡中，家長甚至不認為學校是屬於他們的空間，也無法想像自己有「介入」教育、對學校發聲的權利。
這不只是社會經濟或治理的問題，更是文化層面的深層挑戰。他指出：
「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單靠老師完成教育的歷程。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學校的定位與角色。」
教育不能只是知識灌輸的機器。正如法國書籍《篩選機器》（La machine à trier）所批評的：當學校成為分類、淘汰與選拔的制度時，真正的學習與關係被排除在外，我們不能再這樣思考未來的教育。
我們需要的，是能被理解、被培養、被看見的年輕人。因為中輟所帶來的，不只是可計算的經濟成本，社會代價，更有巨大的心理與文化代價，正在這一代年輕人身上發生。
精準的語言，開啟真正的合作關係
Mestafa 強調，很多學生無法僅靠傳統的補課或管教獲得協助，而是需要第三種支持路徑。第一步，正是語言上的轉變與承認問題的存在：
「如果我們連問題都不承認，就什麼都推不動，也無法真正與家庭建立關係。」
這也是為什麼教育現場需要學習「精準使用語言」——用對詞、說對話，才能讓經驗被說出來，讓孩子與家長被聽見。
此外，即便許多時候我們知道該做什麼、也擁有理論與資源，但在實務中，我們仍處於一種體系失靈的狀態（un état d’impuissance）。即便是已經非常積極參與的家長，也往往感到不被理解。就像研究委員會指出的，處境不利的家長，反而常是最努力想參與教育的人，但在體制面前，他們仍常被拒於門外。
他分享調查報告中青年的證言，強調教育的可能性（éducabilité）不應被視為奢侈的附加條件，而是每位孩子與生俱來的潛力。
「失敗不是命定的（L’échec n’est pas une fatalité），只是每個孩子需要不同的時間與路徑學習。」
因此他認爲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誠實地承認：「我一個人做不到。」作為教師，我們要具備這份謙遜，承認我們需要家長一同參與，才能真正陪伴孩子前行。這不是修辭遊戲，而是一種微妙而深刻的權力轉向，讓孩子重新回到學習的主體位置，也讓家長學會從孩子的視角出發，給予支持。
共同教育與教學創新：讓評語與回饋真正有意義
他指出，我們也需要拆解學校裡的潛規則與語言障礙（sortir des implicites），他舉了一個實際例子：
一位學生開學時做了 40 次拼字練習，後來減為 20 次，但期末成績仍是 0 分。
他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從來沒有人明確告訴他哪裡有進步、哪裡需要調整。
所以我們需要找方法，讓學習進展變得可見、可理解，特別是對家長來說，這是第一個關鍵。他認為我們也需要透過更具體的語言，幫助學生重新投入學習、找回動機與方向。
比如說，很多學生在成績單上看到的是「應加強努力」這樣的「空泛的建議」。對某些學生與家庭來說，這根本沒有意義。他曾經聽一位家長含淚說：「我每天都加班，晚上還在幫孩子準備作業，結果老師只說他『應該更努力』——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對家長來說，那句話既模糊又令人挫敗。
因此，在設計新的溝通機制時，應更重視「明確的行動建議」，讓學生能理解「我該加強什麼」、「我可以怎麼進步」、「我應該往哪裡努力」。
此外，他目前也參與「法國幸福感觀察站（Observatoire du Bien-être）」計畫，理解幸福感與心理社會因素的結合（combinaisons psychosociales），我們的目標是重新建構教育的角色——如何讓家長也能從孩子的角度出發，給予支持。
例如，他們會給家長一個小建議：
不是對孩子說「我為你感到驕傲」，而是說「你可以為自己感到驕傲」。
它將主體位置從「家長評價」轉回「孩子自我價值」的建立。甚至在學校，他們也正在推動教師學習這種說法，這是一種更為細膩的支持方式。
他們也與教育部合作，設計一種叫作「焦點空間（focales）」的做法。這些是教育機構內部的反思與實踐場域，讓教師與行政人員能重新思考：「我有哪些促進教學的槓桿？我能如何從正向經驗中汲取能量？」
這些空間並非為了製造更多評鑑與管理，而是推動一種真正的橫向合作文化（une logique plus horizontale）：不再是單向控制，而是建立一種師生與家庭、學校校之間平等交流、共同探索知識的氛圍。
這其實也導向一個更宏觀的價值問題：我們怎麼看待學生與教師？是被支配的對象，還是我們共同學習與分享的人？
一個願意陪伴的他者，就能打開孩子的可能：法國如何用「第三方角色」翻轉學習連結
在教育系統中，學生與學校、家長與老師的關係總是充滿張力與限制。如何創造一種新的連結方式，讓孩子不再只是被教導、被管束，而是「有人在，願意陪伴我，像我，又不完全是我」，成了破解學業中輟與教育疏離的重要關鍵。
這正是法國許多教育行動者近年來關注的議題：「教育的第三角色（tiers éducatif）」——不再是老師、不再是家長，而是一個在兩者之間，有能力建立信任、理解並陪伴孩子的存在。
導師制度不是補課，而是陪伴的重建
長期推動導師制度的組織都深知：不是規模越大越好，而是品質決定影響力。
AFEV 特別強調，他們所安排的導師往往是大學學生，來自與孩子相同的街區或背景，每週花兩小時進入孩子的家庭，不領薪資，只為陪伴。而這樣的導師，對孩子來說，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認同對象：
「他像我，不是老師，也不是家長——他讓我相信，我也做得到。」
陪伴的形式多元：從課後作業、圖書館共讀，到分享生活困擾、探索職涯願景。導師並非施教者，而是與孩子並肩同行的朋友與榜樣。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導師也為孩子與家長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梁。當家長過去對學校或制度懷有不信任時，導師的存在能讓他們重新參與孩子的教育，也消除了孩子「學校不屬於我們」的內在矛盾。
成功不是遠方的事：讓「那個像我一樣的人」成為榜樣
在許多貧困社區，孩子從小耳濡目染的是：「我們不是唸書的料」、「那是別人的人生」。但當他看到一個「跟我很像的人」，正在大學學習、正在做志工、正在幫助我，一種可能性就被開啟了。
這就是「導師制度」最大的社會功能：不只是陪伴學業，而是重塑認同。
「所謂『成功是為每個人而生的』，不是一種抽象的理念，而是被具體『化身』出來——孩子們要能看見『成功的樣子』也曾是我這個樣子。」
真正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連結」
論壇上有與談人提到：「我們今天談 partnership（夥伴關係），但更準確的詞是 liens（連結）。」制度可以設計、組織可以搭建，但如果沒有信任與情感的連結，一切就只是表面協作，沒有真正產生改變。
而這些連結，往往來自「文化理解」與「行動上的溝通差異」的弭平——包括教育工作者與民間團體之間、學校與家長之間、制度與社區之間的文化落差。要跨越這些差異，需要中介者、需要時間，也需要謙卑的重新理解彼此的語言與限制。
「學校生病了」——我們是否敢直視這個事實？
「就像心理分析一樣，要療癒，先要承認我們有病。」分場論壇尾聲，一位與會者直接點出：「我們的教育制度出了問題，只是我們長久以來選擇不看見。」
這不是要推翻整個體制，而是要敢於面對：「現在的教育，並未真正為所有孩子服務。」尤其是在文化多元、資源差異與家庭複雜性日益上升的今天，單靠教師已無法單獨承擔起教育的全部責任。
與會者說：「一位中輟學生的社會總成本高達 34.8 萬歐元，但一位孩子每年接受第三方導師陪伴的成本不到 1,000 歐元。」
「與其未來花大錢補破網，不如現在就用微小的資源，補好關係的破口。」
當信任成為教育的起點：從中輟學生的故事，看見制度中的行動空間
「不是我不想讀書，是沒有人願意聽我說話。」15歲的女孩 Linaïc，曾因校園霸凌與被教師忽視而選擇中輟。
Linaïc 說，她過去在普通公立中學經歷霸凌與排擠，老師冷漠，讓她深感孤立。而轉入另一所中學後，她遇到一群願意尊重與理解她的成人，「在這裡，沒有人評斷我們，這讓我第一次開始相信自己有能力學習。」
另一位學生 Gabriel 也曾被經歷學校忽視，在被退學兩個月後，他來到一間接納、重建與個別化支持並重的中學。他說，這裡不只讓他重拾自信，還設計了實作與陪伴並行的制度，例如：當某些學生無法專注於課堂，學校會安排他們協助校內設施維護人員，用真實工作讓他們看見自己的價值與能力。
這些實踐背後，隱含一個關鍵詞：信任（confiance）。
法國一所中學的主任強調：「教育不是為了服從，而是引導年輕人踏上一段無法預測結果的旅程。而啟程之前，需要三種信任：對自己的信任、對引導者的信任，以及對未來有意義的想像。」
不只是學生要建立信任感，制度與社會本身也要有「相信學生可教育」的信念。這與許多研究相符，包括 PISA 對學生信心指數的比較、心理學對「成長型思維」的測量等，都指出信任感與學業表現高度相關。然而，根據智庫 VersLeHaut 的數據，有八成法國學生表示「曾因缺乏自信而放棄人生中的某些志向」。
信任，也必須與家長共建。Gabriel 所屬的中學特別設計「教育回饋面談」，讓老師、學生與家長三方共議下一階段的成長目標，而不是用成績作為唯一標準。校方指出，許多家長本身也曾是學業中輟者，長期對教育制度缺乏信任，這些機制讓他們重拾教育參與的角色。
在這些不同角色的實踐中，教育不再只是「教」與「受教」的關係，而是「一起創造可以信任的未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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