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教育散策
自立不是「不靠別人」,而是「增加依賴」:公開弱點的生存哲學
從「自我負責」的孤島出走:淺談日本當事者研究與實踐
— 27 min read
寫在前面:
你是否也常覺得:「自己的問題要自己解決,不能給人添麻煩」?
這股「自我負責」的焦慮,在強調效率的現代社會無所不在。目前,我正在東京民主大學TDU・雫穿大學做田野研究,身處這個既壓抑卻又發展出獨特互助機制的日本社會現場,我遇見了當事者研究與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的論述。
我想透過這些來自日本的視野,和大家分享一種關於「依賴」的全新定義——原來,依賴並不可恥,它甚至是我們奪回人生主導權的關鍵。
我曾經以為獨立,意味著凡事「只能靠自己」
越長越大,我以為所謂的「成熟」,就是能夠自己一個人處理好所有的事。 在這個強調效率、問題解決的社會裡,如果我的身心出現了狀況——焦慮、憂鬱、或是那些說不出口的痛苦,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自己想辦法,不要給別人添麻煩。」甚至不能太過依賴別人。
我也不知道這樣的「自我負責」信念從何而來,但就是深深埋藏在我心裡。如果我不夠好,那就是我不夠努力;如果我撐不住,那就是我抗壓性太低。
直到最近,我在日本接觸到了「當事者研究(Tojisha-Kenkyu)」,遇見了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與小兒科醫師熊谷晉一郎的論述,我才發現,這個讓我有些窒息的信念,或許從根本上就是錯的。
被「依賴」拯救:原來,我們都是靠著什麼才活下來的
因新生兒假死後遺症導致腦性麻痺的小兒科醫生熊谷晉一郎,有一句名言:「自立,就是增加依賴的對象」。這句話很反直覺,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自立不就是獨立、不依賴他人嗎?
然而事實是,人類必然依賴他者,我們不可能獨自生存。熊谷醫師舉了一個例子,東日本大地震時,只有他來不及從工作的五樓研究室逃生。當大樓電梯停駛,一般人可以用樓梯逃生,但他因為只有輪椅,失去了電梯這個唯一的「依賴對象」。反過來說,所謂的「健全者(正常人)」,其實並不是沒有依賴的事物,而是我們可以依賴的東西太多、太理所當然了(樓梯、梯子、健康的雙腿、社會系統),多到我們產生了一種「我沒有依賴任何東西」的錯覺。
他認為真正的「障礙」,指的是「依賴對象受到限制的人們」,健全者能夠依賴各式各樣的東西,而障礙者只能依賴極其有限的東西。這樣的思考角度對我來說極為震撼,原來,我會感到痛苦、覺得快撐不下去,恰恰是因為我把自己逼到了死角,只剩下「自己的意志力」這個唯一的依賴對象。難怪當意志力這座電梯停駛時,我就會感到崩潰至極。

但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增加依賴」呢?
畢竟,我們不能隨便抓一個人來依賴,需要一種更安全、更有建設性的方式來建立與他者的連結。而正是熊谷晉一郎醫師致力推動,也是北海道伯特利之家(Bethel House)所發展出的核心實踐——「當事者研究(Tojisha-Kenkyu)」。
練習示弱:把痛苦變成公開數據的「當事者研究」
伯特利之家(Bethel House)位於北海道浦河町,這是一個以精神障礙者為主的社區共同體。在那裡,他們做了一件顛覆常理的事:不試圖「消除」精神症狀,而是「研究」它。

他們會聚在一起,在白板上畫圖、討論,共同研究「幻聽先生今天為什麼心情不好?」或是「妄想爆發的機制是什麼?」。這就是當事者研究的核心——「弱點的情報公開」。
這個過程甚至可以很幽默。伯特利之家每年還會舉辦「幻覺妄想大賽」,讓成員上台分享自己最荒謬的幻覺,台下則報以熱烈的掌聲與笑聲。在這裡,痛苦不是需要被藏起來的秘密,而是可以拿來連結彼此的「特產」。
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我們習慣隱藏弱點,但在這裡,他們將自身的苦難與弱點當作「研究主題」攤在陽光下。透過這種方式,原本私密的、令人窒息的痛苦,轉化成了社群可以共同分析的「公開素材」。這就是熊谷醫師所說的「增加依賴」的具體實踐,透過公開弱點,創造了一個讓夥伴可以介入、協作的介面。
「不要一個人決定」:破解自我負責的孤獨魔咒
然而,現代社會中的「依賴」往往伴隨著「失去主導權」的恐懼;而「自我決定」又往往伴隨著「後果自負」的壓力,這其實是對「自立」(independence)概念的誤解。回溯1970年代,日本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所爭取的「自我決定」,原是為了對抗醫療父權與強制收容,主張「即使重度障礙,也有選擇在社區生活、並選擇依賴對象的權利」。
然而,到了2000年代,這份關於尊嚴的訴求,卻與新自由主義削減福利的邏輯不幸合流。政府將「自我決定」置換為消費者的「選擇自由」,進而推導出冰冷的「自我責任論」。這種歷史性的挪用,將原本「共同支撐的權利」,變成了個人「孤獨的賭博」——彷彿一旦你做了決定,社會就無需再為你提供安全網。
這種將「決定」視為賭博的恐懼,在長期陪伴伯特利之家的資深社工、也是《新・讓人能安心絕望的人生》作者向谷地生良筆下,被描述得十分精確:
一般所說的這個「自我決定」的視角,如今已作為各種福祉服務與照護的基本原則,廣泛地普及開來。 以這套自我決定論為背景,專家在與當事者對話時常說的那句——「你想怎麼做呢?」現在已幾乎在所有情境中都看得到。
然而,被這樣問到的許多當事者表示,他們會在那句話背後——「既然是你自己決定的,那麼結果責任也要你自己承擔」這個隱含訊息之中感到緊張,也感到恐懼。
正因為理解這種恐懼,浦河發展和傳承著了一套與主流價值背道而馳的原則:

「關於自己的事,不要只由自己一個人來決定。」
無論人們多麽強調「自我決定」,在失去與他人的連結、被孤立與孤獨包圍的狀態下做的「自我決定」,是危險的——這是由經驗累積而來的原則,因為他們知道:人在最能發揮力量的時刻,是接受自己的無力、從執著與被困住的情緒中獲得解放、重新找回與自己、與他人的溫和信任之時。
這段話深深打動了我。原來,真正的自立不是獨自承擔,而是「不只由自己決定,而是在確實存在的人際連結當中得以成立的一種態度」。
熊谷醫師曾說:「希望的相反不是絕望,而是當絕望能夠被分擔時,希望就會產生。」
當我們開始研究自己的苦難,並將這些發現告訴夥伴(公開弱點情報),我們就不再是孤立無援的個體。而原本只能靠自己硬撐的絕望,因為有了夥伴的理解與協作,變成了可以被支撐的日常。
這正是我所看見的「當事者研究」:它不是要治好我們,而是讓我們透過研究自己,重新與世界建立連結,找回屬於我們的「依賴網絡」。而要建立這個網絡,我們首先得改變對自己的定義。
當事者:不是「有問題」的人,而是「有需求」的人
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與障礙者運動領袖中西正司,在合著的《當事者主權》中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定義:所謂的當事者,並不是指那些「抱持問題的人們」,而是「擁有需求(Needs)的人們」。
為什麼要特地這樣區分? 因為所謂的「問題」,往往是社會單方面定義的。例如,只有在充滿階梯的社會裡,坐輪椅才會變成一個「移動的問題」;如果社會充滿了斜坡與電梯,輪椅就只是一種差異,而不是問題。 如果我們自認是「問題持有者」,我們就會陷入「是我不夠好、是我不適應」的自責中。但如果我們轉個念頭,承認自己是「需求持有者」,視角就完全不同了——我不是麻煩的製造者,我是服務的終端使用者(End-user),我有權利要求這個社會回應我的需求。
因此,「當事者主權」對抗的是那種「關於你的事,專家比你更清楚」的家長式管治(Paternalism)。它主張的是:我有權決定我要如何依賴這個社會,而社會有責任回應我的需求。我們不需要為了證明自己是強者而拒絕幫助,也不需要因為接受了幫助而感到羞愧。因為真正的自立(Autonomy),被重新定義為「在以依賴(需要幫助)為前提的基礎上,進行自我決定」。
不只是「是」當事者,而是要「成為」當事者
這個「從問題到需求」的視角轉換,改變了我對「痛苦」的看法。
同時,上野千鶴子提醒我們:僅僅身為問題的持有者(是當事人),那只是被動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往往只會感到羞恥,覺得自己是個「有問題的人」。
但當我們應用上野所說的「需求」視角時,痛苦的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在當事者研究的實踐中,我們不再將痛苦視為個人的瑕疵,而是把它看作一個訊號。它在告訴我們:「嘿,這裡有一個未被滿足的需求。」
上野千鶴子強調,真正的「成為當事人」,就是這個主動轉化的過程。 它意味著我不再只是忍受,而是決心成為這些需求的主人(治理者),並開始有能力構想:「那我希望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才能滿足我的需求?」
像登山隊一樣思考:從「多數決」到「激進的民主」
這個從「個人需求」出發的思考,最終會導向對「社會結構」的叩問。 當我們「成為」當事者時,我們不僅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更是在構想「希望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才能讓擁有這些需求的我也能活得下去?」
上野千鶴子在《當事者主權》中指出,我們習以為常的當代民主,其實是建立在多數決與代議制之上。這種制度往往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基準,但這背後隱含的代價,卻經常是少數者的犧牲。
因此,當事者主權主張一種更徹底的「激進民主主義(Radical Democracy)」。這並不是要推翻多數,而是要擁護每一個「例外」的權利。

書中有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 想像一支登山隊,如果要確保全員安全抵達,隊伍的速度不應該取決於腳程最快的人,而是應該配合「走得最慢的那個人」。
而這是真實發生在伯特利之家的商業模式。他們在經營昆布包裝生意時,為了讓手腳最慢、甚至做一做就會幻聽發作的夥伴也能參與,刻意將工序拆解得極碎,依照「最不能工作的人」來制定流程。結果證明,這種看似反效率的模式,反而創造了驚人的向心力與利潤。
社會設計也是一樣。如果我們只為「平均值」的人設計制度,那麼偏離標準的人就會活得很辛苦。但如果我們能打造一個讓「擁有最多需求的人(走得最慢的人)」都能安心生存的社會——例如充滿斜坡與電梯的通用設計,那麼這對所有人來說(包含推嬰兒車的父母、提重物的人),都會是一個更宜居的社會。
練習連結,因為我們都是潛在的當事者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邀請每一位在生活中感到疲憊的朋友,一起練習「連結他者」。
因為在這個超高齡化的社會裡,誰都無法保證自己永遠健康、永遠獨立。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當事者,我們都會變老、都會生病、都有走不動的時刻。
所以,承認依賴並不可恥。 試著公開一點點的弱點,試著把個人的痛苦變成我們共同研究的課題。 當我們開始練習在依賴中建立連結,我們就是在為未來的自己,以及那個「走得最慢的自己」,編織一張能夠溫柔接住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延伸閱讀
文章&影片
(中文)精神障礙者如何在社區過上完整而有價值的生活?伯特利家屋的創新與實踐之路
(日文)自立,就是增加依賴的對象;希望,就是與人分擔絕望
(日文)熊谷晋一郎:重新思考依賴的價值
(英文)日本對精神病診斷的激進替代方案——當事者研究 Tōjisha-kenkyū
參考書目
《當事者主權》(暫譯)
日文原名:『当事者主権』(岩波新書)
作者:上野千鶴子、中西正司
《新・讓人能安心絕望的人生》(暫譯)
然而事實是,人類必然依賴他者,我們不可能獨自生存。熊谷醫師舉了一個例子,東日本大地震時,只有他來不及從工作的五樓研究室逃生。當大樓電梯停駛,一般人可以用樓梯逃生,但他因為只有輪椅,失去了電梯這個唯一的「依賴對象」。反過來說,所謂的「健全者(正常人)」,其實並不是沒有依賴的事物,而是我們可以依賴的東西太多、太理所當然了(樓梯、梯子、健康的雙腿、社會系統),多到我們產生了一種「我沒有依賴任何東西」的錯覺。
他認為真正的「障礙」,指的是「依賴對象受到限制的人們」,健全者能夠依賴各式各樣的東西,而障礙者只能依賴極其有限的東西。這樣的思考角度對我來說極為震撼,原來,我會感到痛苦、覺得快撐不下去,恰恰是因為我把自己逼到了死角,只剩下「自己的意志力」這個唯一的依賴對象。難怪當意志力這座電梯停駛時,我就會感到崩潰至極。
畢竟,我們不能隨便抓一個人來依賴,需要一種更安全、更有建設性的方式來建立與他者的連結。而正是熊谷晉一郎醫師致力推動,也是北海道伯特利之家(Bethel House)所發展出的核心實踐——「當事者研究(Tojisha-Kenkyu)」。
這個過程甚至可以很幽默。伯特利之家每年還會舉辦「幻覺妄想大賽」,讓成員上台分享自己最荒謬的幻覺,台下則報以熱烈的掌聲與笑聲。在這裡,痛苦不是需要被藏起來的秘密,而是可以拿來連結彼此的「特產」。
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我們習慣隱藏弱點,但在這裡,他們將自身的苦難與弱點當作「研究主題」攤在陽光下。透過這種方式,原本私密的、令人窒息的痛苦,轉化成了社群可以共同分析的「公開素材」。這就是熊谷醫師所說的「增加依賴」的具體實踐,透過公開弱點,創造了一個讓夥伴可以介入、協作的介面。
然而,現代社會中的「依賴」往往伴隨著「失去主導權」的恐懼;而「自我決定」又往往伴隨著「後果自負」的壓力,這其實是對「自立」(independence)概念的誤解。回溯1970年代,日本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所爭取的「自我決定」,原是為了對抗醫療父權與強制收容,主張「即使重度障礙,也有選擇在社區生活、並選擇依賴對象的權利」。
當我們開始研究自己的苦難,並將這些發現告訴夥伴(公開弱點情報),我們就不再是孤立無援的個體。而原本只能靠自己硬撐的絕望,因為有了夥伴的理解與協作,變成了可以被支撐的日常。
這正是我所看見的「當事者研究」:它不是要治好我們,而是讓我們透過研究自己,重新與世界建立連結,找回屬於我們的「依賴網絡」。而要建立這個網絡,我們首先得改變對自己的定義。
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與障礙者運動領袖中西正司,在合著的《當事者主權》中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定義:所謂的當事者,並不是指那些「抱持問題的人們」,而是「擁有需求(Needs)的人們」。
為什麼要特地這樣區分? 因為所謂的「問題」,往往是社會單方面定義的。例如,只有在充滿階梯的社會裡,坐輪椅才會變成一個「移動的問題」;如果社會充滿了斜坡與電梯,輪椅就只是一種差異,而不是問題。 如果我們自認是「問題持有者」,我們就會陷入「是我不夠好、是我不適應」的自責中。但如果我們轉個念頭,承認自己是「需求持有者」,視角就完全不同了——我不是麻煩的製造者,我是服務的終端使用者(End-user),我有權利要求這個社會回應我的需求。
因此,「當事者主權」對抗的是那種「關於你的事,專家比你更清楚」的家長式管治(Paternalism)。它主張的是:我有權決定我要如何依賴這個社會,而社會有責任回應我的需求。我們不需要為了證明自己是強者而拒絕幫助,也不需要因為接受了幫助而感到羞愧。因為真正的自立(Autonomy),被重新定義為「在以依賴(需要幫助)為前提的基礎上,進行自我決定」。
上野千鶴子強調,真正的「成為當事人」,就是這個主動轉化的過程。 它意味著我不再只是忍受,而是決心成為這些需求的主人(治理者),並開始有能力構想:「那我希望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才能滿足我的需求?」
這個從「個人需求」出發的思考,最終會導向對「社會結構」的叩問。 當我們「成為」當事者時,我們不僅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更是在構想「希望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才能讓擁有這些需求的我也能活得下去?」
上野千鶴子在《當事者主權》中指出,我們習以為常的當代民主,其實是建立在多數決與代議制之上。這種制度往往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基準,但這背後隱含的代價,卻經常是少數者的犧牲。
而這是真實發生在伯特利之家的商業模式。他們在經營昆布包裝生意時,為了讓手腳最慢、甚至做一做就會幻聽發作的夥伴也能參與,刻意將工序拆解得極碎,依照「最不能工作的人」來制定流程。結果證明,這種看似反效率的模式,反而創造了驚人的向心力與利潤。
社會設計也是一樣。如果我們只為「平均值」的人設計制度,那麼偏離標準的人就會活得很辛苦。但如果我們能打造一個讓「擁有最多需求的人(走得最慢的人)」都能安心生存的社會——例如充滿斜坡與電梯的通用設計,那麼這對所有人來說(包含推嬰兒車的父母、提重物的人),都會是一個更宜居的社會。
所以,承認依賴並不可恥。 試著公開一點點的弱點,試著把個人的痛苦變成我們共同研究的課題。 當我們開始練習在依賴中建立連結,我們就是在為未來的自己,以及那個「走得最慢的自己」,編織一張能夠溫柔接住我們的社會安全網。